心理学的未来在中国 徐凯文解读社会心理服务的中国道路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社会心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接受中国网心理中国记者专访

中国网心理中国3月23日讯 （记者 苏向东）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流大会”22日以“心理学发展的中国道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主题，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展开圆桌对话。

源于西方的心理学如何在当代中国发展并有效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心理健康的中国道路究竟怎么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中国网心理中国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社会心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

心理学的未来在中国，中国更有创造性

中国网心理中国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中西两种心理学，它们有什么不同？您认为，社会心理服务的中国道路该怎么走？

徐凯文：所谓两种心理学，并不是一种学术观念，比喻的意味更强一些。我在演讲中，指的是西方心理学和走中国道路的心理学。

我自己学的就是西方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比我们早100多年，有比较成熟的体系。

10年前，我跟随中国心理学会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上，举办了一个中国心理学论坛，中国专家作报告，美国专家来听。

我在论坛上讲了关于中国高校的危机预防体系。

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和美国有很大差距，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中国当时在心理学方面的投入，可能只有美国的1/10、1/20，但中国的自杀率、学生的极端事件发生率可能也只有美国的1/10、1/20。因为我们的心理健康服务独具中国特色，是基于集体主义的文化。

我讲完后，美国专家心服口服，因为中国花更少的钱，效率比美国高得多，这都是事实。当时一个美国心理学会的理事，是学术地位非常高的人，他说：听完你们的讲座，我觉得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在中国，中国更有创造性。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徐凯文：上述那位美国心理学家谈到，西方心理学的模式虽然很成熟，但是最近这些年来的创新发展有很大局限。比如：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虽然很科学，但是实验心理学并没有重大发现，没有解决重大的问题。

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中国的心理学不是说要怎样赶上美国，而是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有些地方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心理学跟其他科学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它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可以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心理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国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这5000年的文化当中有大量的智慧。

中国成语巧妙化解“亲子教育”咨询难题

徐凯文：比如，有关“父母教育”的案例非常多，非常典型。

中国有个成语叫“拔苗助长”。“拔苗助长”这个事，我们都会觉得天下哪有那么可笑的人？这么种地，禾苗肯定都死光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青少年教育当中，父母让初中生去学高中甚至大学的内容，就是在搞拔苗助长。

类似的案例，心理咨询师是用心理学的技能和父母讲道理，还是跟父母讲成语和成语后面的智慧？这个成语可能更容易让家长明白自己在干一件什么样的错误事情。这是中西两种心理学不同的道路。

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困境：中国14亿人，难以完成的任务

中国网心理中国记者：您如何理解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徐凯文：我们去基层做调研，一个很触动我的事情，是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绝对是服务全民的。

在中国，如果用西方心理学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模式，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

那么什么样的服务模式让老百姓最容易获得？什么样的服务是最有效的服务？做到“最简单的服务且有效”，这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另辟蹊径：如何让居民步行5分钟就获得心理健康服务？

徐凯文：有没有另外一个思路，另外一条道路呢？就是让为基层民众提供服务的村医、社区干部、老师掌握心理学知识，使他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也能更好地帮助到村民和社区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服务很容易获得，就在居民楼底下，就在村民家旁边，只要步行5分钟就可以获得有效的服务。

徐凯文：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曾经跟进汶川地震的10个失独家庭，跟进了16年。上个月我还去复访他们。这些案例使我们发现，真正提供有效心理服务的不是在大城市里的专家，而是他们身边的人。身边人最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和支持。

这一条路就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西方的心理学还是在象牙塔里，在大学里。私人职业心理咨询师收很高的费用，有经济能力的人才能够得到心理健康服务。我觉得，这是中国和西方一个本质的不同。

跟着村医编科普教材，心理服务要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徐凯文：我们在服务基层百姓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受教育程度的文化差异问题。受过良好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我们有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但是这个话语体系如果放在最基层的话，可能普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

我去东北跟村民做心理交流。如果你问他最近“焦虑”吗？他可能不知道你说什么。他不知道啥叫“焦虑”、“抑郁”。你说，这个村民没有焦虑吗？有，“焦虑”对他来说，是“闹心”。你问他最近有没有闹心的事儿，他就明白了。

所以去农村去基层做心理咨询，我们一定要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跟着村医一起来编科普教材，用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工作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心理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治理”

徐凯文：关于中西心理学发展最基本的不同点，如果再做一个概括就是：西方的心理学，尤其说到心理健康服务，就是心理咨询；而中国的心理学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很多时候心理健康服务是政府购买服务，一切为了服务民众，是一个普惠式的社会服务。

几年的社会心理服务实践证明，很多极端事件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在基层，而不是在医院或者专家。这是中国跟西方的心理学走的不一样的道路。我觉得中国的道路更有生命力，更能够解决问题，更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服务到更多的人群，远远超过西方心理咨询所服务的人数。

中国特色：解决“心理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

中国网心理中国记者：心理健康服务为什么要和社会工作相结合？

徐凯文：因为很多心理问题的产生是跟人遇到的实际困难有关，他需要社会的帮助。

西方心理学说只解决心理问题，现实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其特色就是把解决“心理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

只要先解决了需要救助者的现实困难问题，其心理问题就迎刃而解。

徐凯文：我们最近有这样一个个案。一个农村初中女孩，她反复有极端倾向，情绪崩溃以后甚至会攻击伤害别的孩子。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有情绪的时候很歇斯底里，然后就打闹，就有危险。

但是，这个孩子不愿接受心理咨询，怎么办？难道就不让她上学了吗？那样可能变得更糟糕。

后来我们了解到，她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因为生计等各种原因从事非法工作，在农村里被人看不起。更糟糕的是她母亲又染上重病。她母亲情绪很糟糕，也会打骂孩子，女孩就更郁闷，极端现象就会出现。一个心理咨询师能解决这种问题吗？

后来，我们建议学校心理咨询师联系学校校长，通过当地教育局局长牵头，寻求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一起想办法。首先解决了女孩家的低保问题，母女两人有了一个月3000块钱的补助，在农村吃饭肯定没问题。

生计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孩子妈妈特别感谢政府的救助，主动鼓励、说服孩子接受了心理咨询。我们通过专业的心理方法帮助孩子调节稳定情绪。到现在，她没再出现自我伤害和攻击他人的行为。

这是一个“心理咨询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政府提供相关支持，解决最基层老百姓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中国网心理中国记者：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开展试点工作。通过您5年的实践来看，这种中国模式，为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

徐凯文：对于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国家给予了很大的中央财政支持。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都有配套资金，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城市，配套资金甚至达到一两个亿的规模。由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的试点热情都很高，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因为有效地帮助到基层的社会治理，也解决了很多百姓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专业人才。比如我负责督导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几年来培训了5000多名乡村医生和基层社区干部，这些人被分布到1100多个综合治理点上，在这些地方，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实实在在落实到了乡村和社区，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提升了幸福感。这个成绩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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