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上班”走红：年轻人的一场集体性心理自救

每天支付20至30元租金换取一个工位，领取定制工牌，按固定时段打卡通勤，但工作期间没有雇主监督、不设绩效考核、不产生劳动报酬。2025年以来，“假装上班”现象在国内多个城市持续升温，热度迅速攀升，甚至出现了“假装上班公司”的新型商业形态。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全国以“假装上班”为经营范围关键词注册的企业共计24家，其中6家已处于注销或吊销状态，目前存续的机构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

但如果只把它当作一场年轻人的“行为艺术”或“职场cosplay”，就错过了它背后更真实的社会信号。“假装上班”的本质，是共享办公模式在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一次变形——它以一种更低价、更灵活、更具社群感的方式，接住了那些游离在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个体：刚毕业未找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从大厂裸辞想转行的年轻人、做自媒体或电商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想创业却尚未找到方向的宝妈——所有处于职业过渡期、却依然渴望“办公室”氛围的人。

共享办公里的“假装上班”

“假装上班公司”并非凭空出现。在许多共享办公空间里，“假装上班”的行为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命名。

2023年，创富港就观察到一种现象：失业群体在待业期间，为了不把焦虑传递给家人，每天在咖啡馆“假装上班”。这种“假装”非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针对这一现象，创富港曾在2023年推出全国免费工位公益活动，为失业群体提供5日免费工位。

到了2025-2026年，“假装上班”从一种隐蔽的个人行为演变为一种公开的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共享办公。

在深圳的创富港共享办公空间里，“假装上班”同样在发生。开放工位日均30多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免费使用。有用户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的体验：“有空调有WiFi有打印机，比咖啡馆安静还不贵，还认识了几个同样‘假装上班’的伙伴……互相打气、分享机会。”“假装上班，表面上是在演给家人社会看，实则更是给自己一个‘走出去’的理由和空间。环境带动行动，行动带来转机——也许装着装着，就真的上了岗、创了业、找到了路。”

从咖啡馆到共享办公空间，从隐蔽的个人行为到公开的商业模式，“假装上班”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进化。

仪式感背后：他们在买什么？

“假装上班”看起来荒诞——花钱上班，倒贴工位费，没有薪水。但深入观察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假装上班公司”做的，都是和成长、就业相关的“真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友浪指出，这类空间给了处于职业过渡期的年轻人一个“不被追问的空间”——不用面对家人的焦虑、亲戚的打探，也不用承受“不上班就是不上进”的社会评判。有心理治疗师认为，“假装上班”的走红，本质上是年轻人的一场集体性心理自救——“上班”这个固定的仪式感，就像一个心理缓冲带，通过维持规律的作息和社会连接，帮他们缓冲失业带来的心理冲击。

从大厂离职后的思思这样评价她的“假装上班”体验：“工位、氛围、‘同事’都有了，与其在家躺平颓废，不如来这儿找找工作状态。最重要的是这里没人管、不内卷、不八卦，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太舒服了。”

这些诉求，与共享办公空间的本质高度契合：一个工位、一张桌子、稳定的网络、一群同样在工作的人——以及最重要的，一种“我在路上”的秩序感。

两个市场，一条光谱

“假装上班”现象的火爆，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低门槛、高灵活度的工位租赁存在真实且庞大的市场需求。

但相比“假装上班公司”以更低的价格、更少的服务切入，专业的共享办公品牌则拥有品质空间、专业服务和资源生态，既能服务于“假装上班”的过渡期人群，也能满足创业者、初创团队以及小微企业的办公需求。两者的定位虽有不同，却共同指向同一个趋势：工作形态正在变得碎片化、个体化，而办公空间也必须随之变得更具弹性——从按年签约到按天租赁，从封闭隔间到开放工位，从单纯场地到社群连接，整个行业正在用更细密的网格，接住每一个需要“一张桌子”的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初，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8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8%。这个庞大的群体——自由职业者、一人公司、临时项目团队、职业过渡期人群——对办公空间的需求，正在从“可选”变为“刚需”。而无论是“假装上班公司”还是专业共享办公品牌，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当工作不再依附于组织，办公空间应该是什么样子？

结语

“假装上班”是一场荒诞的表演吗？

或许是。但荒诞的表象之下，是2.8亿灵活就业者对“工作秩序感”和“社会连接感”的真实渴求。它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当就业形态从“组织依附”走向“个体独立”，办公空间也必须从“为企业服务”走向“为人服务”。

而每一个走进共享工位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上班”这件事。（原标题：当共享工位成为年轻人的“心理缓冲带”十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