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在即，看抑郁症的家庭又多了｜走近抑郁的少年

发布时间：2024-08-29 11:25:11 | 来源：中国网心理中国 | 作者：庄胜春

‍医生：“你最近怎么样？”

女孩（12岁）：“我越来越讨厌我的父母和老师。”

女孩（初二）：“好多了，因为做了两次家庭心理治疗。”

女孩（初一）：“复诊第三次，9月份去学校。”

医生：“开学之前再来一次吧。”

8月下旬，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门诊，人又多起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把困惑塞满这间七平米的诊室：

“升了初中后，学习压力大，不想上学，写字拖拉，跟大人发脾气，老爱看手机。”

“一说话，他就急，看见我就像仇人一样。”

“他最近半年一直在家，现在这种情况，上学有没有问题？”

“这样是不是要终生吃药？将来还会回到正常的生活吗？”

“我的孩子，到底怎么了？”家长们不知道，早在来门诊前，抑郁的隐患可能已经埋下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快开学了，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蹲点青少年抑郁，走进十几个被困住的家庭，一起求解——

青春期情绪风暴

“一上学，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何凡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二十几年的从业经历，让她看见青少年心理疾病背后，未能及时更新观念的庞大家长群体，“家长们常和孩子说的就是，你老说你心情不好，我又没少你吃没少你穿，我平时也没少给你花钱，你还心情不好，你凭什么呀？你别矫情了。”

她带着我们，来到儿童精神科住院部，80个床位，常年满床，收治16岁以下的患者，最小的只有6岁。

不少孩子的小臂上，有着深浅不一的划痕，“我每次就敢拿菜刀割一个地方，把别的地方割了，爸妈又骂我”。

一个初二女生写下了给父母的14条建议，其中3条都是——“吵架时别带上我”。因为，“父母闹离婚时总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就怎么怎么样”。

这些建议，是为家庭心理治疗准备的——这是近年来医院的新尝试，医生发现，只治疗孩子，效果有限，得让家长参与进来。

经过允许，我们加入了其中一场家庭心理治疗。谈话刚开始，父女俩就因为女儿要“养蛇、养蜘蛛”产生分歧。

爸爸无法理解，“家里小，不适合养这种东西”。看着快哭的女儿，心理咨询师罗爱宇问：“我在想，你这么难受，爬行动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愿意说说吗？”

图：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正在进行单个家庭心理治疗。

女儿抹了一把眼泪：“家长经常不在家里，我不能一整天都看手机，就跟它们玩儿，爬宠没有动静。”

停顿了一会儿，爸爸回应：“我平时很少在家，今年跟她妈妈离了婚，对她心理打击比较大。”

原来，女儿最近升入初中，新环境压力大，回到家又是支离破碎，“爬宠代替了一部分的陪伴。”罗爱宇告诉记者，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固定的相处模式，家庭心理治疗所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模式，当问题呈现出来，对话开始流动，变化也随着产生。

女儿：“每周多回来几天，带我出去玩，打个羽毛球也行。”

爸爸：“刚才说打球、散步，未来我会尽可能从后方支持，爱越来越多。”

女儿：“希望是真的。”

爸爸：“假不了，你得重新认识爸爸。”

2021年，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的中国首个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布。调查选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焦虑障碍占4.7%，对立违抗障碍占3.6%、抑郁障碍3.0%。

相对这一比例，公众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知，还相当有限。

图：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心理治疗师施道明正在带领家长团体活动。

“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动荡的阶段，就像暴风雨来临时。青少年阶段，边缘系统的脑区发展，成熟会更快一点，但是在前额叶皮层部分的发展会比较慢，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的情绪会很突出，但是控制能力又很弱，这是有生理的基础原因。”

除了家庭心理治疗，北京安定医院中级心理治疗师施道明还给患者家长们开设了家长团体讲座，教授一些相关心理知识——如何理解和应对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等，也给家长之间提供相互支持和沟通的机会。

他反复传递的信息是——在情绪的背后，是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孩子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被看见、被爱，而不是指责和评判。”

这些家长参与的活动，已经成为安定医院当下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在何凡看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高风险因素包括遗传、社会环境、家庭关系、应激事件等，之所以这么强调“家庭”，就是因为，家长的改变，是治愈孩子最可及，也最关键的一环。

掉队的羊

18岁的许皓然，本应该参加今年的高考。但四年前，初三的他确诊重度抑郁。休学后，没能再重返学校。

他是少有的，愿意直面镜头讲述自己故事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在皓然的印象中，上小学前，家里充满着包容和爱。

但后来，“一定要考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然后读研、读博，找一个好的工作……”似乎成了父母和自己爱的连接。

成绩不好，会被爸爸打，关在家门外，哭着求妈妈帮忙，“她却只是靠墙看着我，转身离开，她不敢帮我”。

12岁，是青春期的分水岭。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皓然父母离婚，他们对彼此不满的情绪，叠加着皓然青春期的波动，如疾风骤雨——家，变得愈发“不安全”。

这些情绪压力，需要一个出口。有些少年会进入一个病态追求成绩的状态，想通过成绩好获得爱和关注；有些少年则选择自暴自弃，“熬夜、玩手机、打游戏”，和父母对着干，表示“抗争”。

疫情期间，皓然滑向后者。当他再次回到学校，已是初三，紧迫感和无力感包裹着他，“我当时是没法呼吸的，像把我团成一个团，锁在一个箱子里面，一点一点把箱子里的空气抽出去。心脏不停地跳，不停地跳，窒息。”他哭着打电话给妈妈，“每天在学校，快崩溃了”。

接下来，皓然走向了和其他抑郁严重的孩子相似的经历：请一天假，请一周假，到长时间不去学校，最后休学、复学、再休学……四年里，他没能再上学。

藏在漫长成长时间里的裂缝，彻底崩塌。

确诊那天，爸爸对皓然说“你不上学，待在家里，你的人生就废掉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在皓然父母这一代的成长经验里，烙着那个时代的最朴素认知，“只有上学，才有未来。”

“我是不是个废物？我的人生是不是完蛋了？”皓然开始自我怀疑，自我攻击，“当时我每天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就在想我明天为什么要活着？”

图：2020年刚生病的皓然

父母分开后，皓然和妈妈同住。母子俩的争吵和冲突，持续了一年多。

“我没法控制我的情绪，以及我对未来的恐惧”。每次听妈妈提到“回学校”三个字，都像点燃了皓然情绪的炸药，“我是有动手打她的，好几次，甚至我掐着她脖子把她按到墙角”，“她也很绝望，说你就掐死我吧，我也不想活了。”

每次动完手，他会后悔，“我为什么要动手，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我是不是就是一个混蛋，一个疯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他不曾把愧疚告诉妈妈，只是埋在心里。

最糟糕的情况，是冲动自杀。

皓然轻生前的导火索，是一件他现在想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他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和妈妈起了争执，没能得到理解，这让他想起了在学校被老师误会时，也没有得到妈妈的支持。

“我觉得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是被世界抛弃的人”。皓然在床和纱窗之间，来回走了三次，每次都希望有人过来敲敲门，“后来我就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家里楼层不高，皓然只是腰部骨折。但这次冲动也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不能久坐。

让人意外的是，皓然回忆起这段经历，“如果再来一次，当时的我还是会自杀。因为那时我孤立无援，学校的不认可，父母的不认可，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可。但是现在的我不会。”

“孤立无援”，是许多受访的患者都提到过的一个词，但“孤立无援”的，不只孩子。

皓然妈妈，是我们这次遇到的，唯一一位同意面对镜头的家长。

家里的墙上，挂满皓然5岁时的画，书架上摆着生病前母子俩的合照，拐角处的白墙有笔印标记着不同年月皓然的身高……

“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屋里，一直在睡觉，不说话，不吃饭，连游戏都不打”，回忆起儿子生病期间的状态，皓然妈妈觉得“天塌了，我的孩子怎么说躺下就躺下了。”

“我们那一代是通过上学出来的，你会让他去复制那条路，他上学不好，你觉得他的一生就完了。”曾经的期许，被皓然妈妈比喻成“一个羊群”——大家都在往前跑，前面就是好学校、好工作、好未来。本来还能在中间跑，跑着跑着，突然间彻底骨折了，就是绝望，“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起来了，你怎么就病了？”

“那时，我都是凌晨遛狗，因为我也睡不着，我就看房顶，哪个顶楼上……”坐在她的面前，很难想象，过去四年她经历的生活崩塌。

如果孩子和父母，都如此痛苦，问题出在哪里？

“快点快点”

8月，我们跟着皓然，来到青岛，参加了一个由近50个抑郁症患者家庭组成的夏令营。

第一天的课堂上，家长们做了一个“游戏”。心理咨询师吕军生，请十几位家长按顺序说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经常跟你孩子说的一句话”。

快点快点。一代家长的焦虑，在一两分钟里，变得具体。

“大家有没有发现，从上幼儿园开始，后面没有一个家长，向这个孩子传递感情。”吕军生从事心理健康教育20多年，目前专注于心理困境青少年家庭的陪伴与支持，在他看来，家长身上被投射的社会压力，日复一日地传递到孩子身上，这种压抑，与成长中的被忽视、被误解叠加，孩子承受不住，情绪就会崩塌。

就在上课期间，一对父母焦急离开。

他们的孩子突然离开营地，独自跑到河边，朋友说“80%不回来了。”父母担心孩子轻生，焦急打车去寻找。在河边发现孩子时，爸爸却推着记者庄胜春上前，“你去你去，我不敢去”。

他们的儿子，今年19岁，初中时自杀过，有时，跟爸爸的关系像仇人。“我的性格比较急，从来不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初中时，有一次孩子作业没做齐，老师把作业本撕了，砸到他脸上，还有几个同学抢他零食。孩子跟妈妈表达想休息一段时间，但是爸爸不同意，打了孩子一巴掌。

“你不上学，你不上学你干什么？”在做心理咨询时回忆起当时的冲动，爸爸抬手擦泪，有些哽咽：“我很内疚……也很惭愧”。

夏令营里，每一个家庭，都有相似的故事。

有几位少年，主动找到我们，分享了自己被困住、又走出来的故事——

正在上大一的浪浪，患病3年，念高二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脑子不停转，全是消极的念头，“我很失败”“我做得不好”“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牢笼里面，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对自我的负性评价，是抑郁症患者典型的症状。浪浪从小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我一直病态的去追求成绩，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生椰西瓜，患病5年，“像我父母这一代，我爸就很焦虑。他小时候相当于是全家的希望。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事，回家就会找我的茬”，“一言不合，突然抽个拖鞋飞过来，他就打我。”

KK是渡过青岛线下营的辅导员，回忆起患病4年，父亲的缺位，母亲的焦虑，21岁的她忍不住一直流泪，“情况严重到我哥说，你实在不行，你别坚持读书了，先离开这，但我不可能丢掉学业”。

患病5年，曾是营员的李翔宇，现在也成为了营里的辅导员。他8岁开始缺失父母陪伴，在充满不确定的人生中，“学习好是唯一我能抓住的东西。文言文默写的时候，标点我都不希望它错，错了，我罚自己10遍，100遍去改。”他在高二出现了躯体化症状，看过各类科室找原因，“最频繁的表现是一天我要上10次厕所以上，腹泻，拉肚子，严重影响了我的上学，休学又复学，反反复复，最后放弃了高考。”

但是，日常生活中，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父母很难辨别，是“矫情”“犯懒”，还是生病了？

“起码你要了解孩子他是怎么想的”，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何凡回应，青少年本身就是动荡不安的年龄，我们要理解孩子本身是脆弱的，需要包容、接纳、理解和帮助，“一般的心理问题积极处理后，可能就不是问题。如果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日积月累就成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了。”

无论是医院，还是社会机构，如今都在试图搭建一个过渡带，让患病的孩子重新走入人群，让家长重新认知自己，认知孩子。

如何重启人生

改变的信号，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浪浪回忆起自己生病后，“我爸抱了一大堆书回来，有些很离谱，什么‘10天治愈抑郁症’。挺想笑的那一刻，我跟他说，咱们要相信科学”。但也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被理解了，起码父母开始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

后来，他的父母甚至主动帮他卸下了学业上的负担：“我爸说，你放心去考，考到本科供本科，考到专科供专科，没考上也没关系，咱们读职高”。

浪浪的家庭支持系统，建立了起来。放心往前冲，后边有人给你兜底。

对生椰西瓜来说，有几件“特别重要”的小事——妈妈捡起了她看不下去的CBT（认知行为治疗）书，想学完帮助女儿；总是让她紧张的爸爸，陪她一起救了一位吞药自杀的同学，“我爸意见跟我一致，冲到她家里，把她从一堆呕吐物中抓起来，送到ICU”。

生椰西瓜有些害羞，“现在爸爸妈妈在我睡觉前，都会过来抱抱我，亲亲我，他们会懊悔说，要是在那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宣传，就不会耽误我那么多年”。

主要照顾翔宇的，是姥姥姥爷。多次休学又复学的经历里，姥姥姥爷做到的是，在他又跌下来的时候，稳稳地接住他，不推他去上学、去运动……而是默默照顾，每天给他备好饭菜。对翔宇来说，这是一个“微弱的确定性，但很重要”。后来接触许多病友，他才发现，“能给到这样支持的，很少”。

“回过头来看，当他从小学习遇到问题时，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我们只是在对他的成绩表达情绪，给他要求，而不是真正的帮助。”对成绩的焦虑让皓然妈妈忽略了孩子的情绪和感受。

孩子不能上学，“我看到的是我多么痛苦，孩子生病了，跑不到前面去了，怎么办？”在皓然生病很长时间后，她才学会，什么叫共情。

一天，她在房间崩溃大哭，皓然听见后，走进来坐在床边，用手抚摸着她的后背，“我知道你难受，没事，我在”。那一刻她意识到，原来，“共情，是你能感受到我，不是告诉我这件事用ABC三种方式。”

不用抵抗妈妈的焦虑，皓然也开始有力气建立自我，“在她不理解我之前，我花80%力气在跟她抗争，你凭什么不允许我，你为什么不允许我，但她允许我的时候，我可能就花20%，其他的力量在积蓄我自己的能量。”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不断变化，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完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贯穿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